一九五九年五月初，吉林市昌邑区武装部组织各工厂的工人参加民兵训练，时间是半个月。玻璃厂派五人参加，四名男的，一名女的就是我。我们每天学习军事科目，开始练兵是走路站军姿，都是部队派来的战士教我们训练，后来就学习军事理论知识，如什么是原子弹，原子弹的作用、危害、及毒性，它爆炸时是什么样子，对人体有那些危害，怎样防护和怎样抢救伤员等等。还训练我们使用步枪，教我们怎样瞄准，怎样达到三点一线，最后就是实弹射击。我打的成绩不错，总成绩达到九十分，因为我是女同志还受到了好评。
我们五人在一起学习半个月，大家相互帮助，彼此都非常关心，学习结束那天，徐寿文同志问我：你将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啊？我毫不犹豫的说：我不想找工人。他又问：那你找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说：我还没想好呢，反正目前我是不会找对象的，工作几年再说吧。几天后，徐寿文对我说：小高，那天我问你找不找对象的事，你别多心，是刘庆海要我问你的，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在我心里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李国钧，是玻璃厂的技术员，在南京学习时，我们在一起玩了几天。他中专毕业，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，他人也很朴实。我对他渐渐的产生好感，回厂后，一见到他我就心跳，想见又不敢见，只是偷偷的装在心里，没向任何人提过此事。当时只是觉得，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，配不上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种感觉也就淡化了。后来听说李国钧有海外关系，他叔叔在台湾。他毕业分配到玻璃厂，他刚来厂时不习惯，看到工厂的围墙全是用铁丝网围着，写给他叔叔的书信中说：玻璃厂象似监狱一样的。这句话就说他思想反动落后，有政治问题。以后他始终没提起来，仅仅是一名技术员。在听到他有政治问题时，我还吓了一跳，庆幸自己没有接触他。后来李国钧和我们厂的一名化验工人李洁结了婚，那个女工身高一点五米的个儿，很漂亮很温柔，婚后他们两人的感情很好，他们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很理想。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拨乱反正后，他们一家去了福建省，回李国钧的老家去了。
一九六零年五月份，吉林省军区在长春搞一个展览馆，以各市的军分区为单位，把各工厂的新产品说成是民兵组织搞的。当时玻璃厂建一个灯泡车间，属于吉林市的一项新项目，一轻局认为是新产品，也就算是民兵们搞出来的新产品了。那个年代提倡全民皆兵，经济是与政治挂钩的。我是属于吉林市军分区派的代表，也算是吉林市军分区管市一轻局要的人，一轻局是机关单位，就又向玻璃厂要人，代表吉林市军分区展馆当一名解说员，这样，玻璃厂就派我去当这个解说员了。
我在省军区展览馆这段日子里，整天和军人们打交道，我们这个馆区有：长春军分区、延边军分区、通化军分区、吉林军分区。有一位叫肖红的女同志，她是八一幼儿园的老师，也在我们馆区。唯一从地方上借来的解说员就是我一个，其他军分区的解说员都是军分区内部人，宣传干事，或者是战士。那时到展览馆来参观的人，全是集体来参观，我们叫做参观团。来参观的人不多，我们这些解说员多半时间是看报纸或看书。每天吃完中午饭，休息两个小时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，大家在一起打扑克。到了晚上下班后，我们大家都去看电影，看话剧，每天晚上都有节目。当时正赶上吉林地区文艺汇演，地点就是省军区俱乐部。我们馆这些人，彼此都相互尊重，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。八一幼儿园的肖红，她个子很矮，左眼睛有一小快玻璃花是个白色的斑点，全馆里就我们两个女同志，我们姐俩相处的很要好。经常一起上街、一起玩、一起吃饭、一个宿舍。四个月的相处，我们的友谊很深，展馆结束前，我俩特意去了照相馆，照相合影留念。回厂后，大家都相互通信，相互鼓励。吉林军分区的周参谋，来我厂送来了我的工作鉴定，厂领导在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的工作成绩。这次表扬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起点。
九月份，厂领导把我安排在车间办公室工作，就是车间工资员和统计员两兼的劳资员。具体业务是，车间每天的劳动力调配，劳动保护用品的管理和发放，生产产品的数量、质量的统计、劳动力的出勤统计，每天都要向厂长室做每个产品的生产情况、劳动力的出勤情况的统计报表。做这项工作，我还用上了打算盘的手艺，我学会的四归四除口诀完全派上了用场。这是小时候父亲教会我的口诀，后来我又自学自练的，我的珠算打的非常好。我感谢父亲在我小时候教我的珠算，使我以后在工作上得到应用，并且顺利的完成这项劳资和统计工作。那时我的工作量很大，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，给各班组安排人员。因为玻璃厂产品都是手工操作，人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缺一个都不能生产，如果缺一人，就必须调配人员补上。车间专门成立一个机动班组，只要缺人，机动班马上就补充人员。我每天下班后还得多干一个半小时的工作，因为每个班组下班后，才能统计出产品数据，我才能把数据做成统计报表，然后再送到厂长室去。夏天还好，到了冬天办公室特别冷，每天都冻得我全身哆嗦，手脚都是冰冷冰冷的，但我每天也要坚持把工作做完才回家。我月初要做工作计划，月末还要做统计报告汇总表。我们车间主任经常外出，车间的大事小情都有我一个人管理，我的工作能力，就是在这个时候锻炼出来的。人与人怎样和谐相处以及人之常情都是在这段时间慢慢学到的。
一九六一年是不平常的一年。吉林市政府号召全市人民大修松花江的江堤，治理江水泛滥。各工厂都有任务，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修完。这项任务的劳动强度很大，江堤宽宽的，高高的全靠人们用肩挑，用土筐抬，总之，装的装，抬的抬，挑的挑，整个江堤就像一座厚厚的宽宽的大土墙。这个活很累，很苦，特别女同志，孩子的妈妈们，干这活很吃力，有的人好调动，有的人不好调动，有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骂骂咧咧。那时我别无它法，就是派人轮流着去修江堤，别无选择，骂也罢闹也罢，这是政治运动，大家都得轮流着干。
一次我们车间烤水杯工序灯头没放好，着了火。一名女工叫刘淑贤的手被烧坏了，她头发也烧焦了，脸上也烧起了泡。我跑到现场后，和工人们一起扑灭了火种，然后让大家继续生产，之后我自己带着那名被烧坏的女工去了医院看病。做了包扎处置之后，因伤势不重，不需要住院，我又把她送回家休息。这件事，我又受到工厂一把手袁厂长的赏识和表扬，他说，三车间的业务员高凤荣，工作能力很强，车间主任不在的情况下，组织职工救火，安排班组人员照常生产，很有独立工作能力，她又带受伤人员去医院看病，妥善安排给予职工关怀与安慰，是一名出色的干部，他在全体干部大会上表扬了我。
那时我工作热情很高，每天早来晚走，从不计较任何报酬。由于工作出色，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我入了团，次年十月我当上车间团书记，一九六零到一九六一年，我被工厂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团干部。优秀团干部还照了像，作为留影纪念。现在照片还保留着。